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带给大家的震撼和感动久久难以平息。这部作品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革命先烈那段艰苦卓绝乃至悲壮的斗争历史。
在东方卫视12月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著名军事专家罗援将军，从这部剧作出发，带着大家一起回望那段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310期
罗援演讲
电视连续剧《沉默的荣耀》播出以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部剧没有采取那种模式化的手法来表现，而是采取了古希腊英雄史诗的表现手法，它没有出现血腥的镜头，也没有出现悲壮就义的场面。
（剧中）最后四位烈士的结局，就是用了吴石将军一句话，说“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种场合下”，然后他站起来从容地说了一句话“舟山群岛已经解放了”。这时东海小组集体起立，而这种气场，我觉得都震撼了国民党的审判官，他们也跟着起立。吴石将军走到法庭的门口，他回眸一笑说：“战友们，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共同赴死，是我的荣幸。”这虽然不是那种血淋淋的就义的场面，但是，是打动我们心灵的一种震撼。
其实这四位烈士，他们在临刑前都留下了绝照，这个绝照就是他们慷慨赴死、大义凛然，反映了他们的人生价值。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杀人密令，匆匆将（左起）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人押赴刑场。 图源：徐宗懋图文馆
首先谈吴石将军。
他号称“吴状元”，在保定军校、日本东京炮校、日本陆军大学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赞誉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文、能日文、能骑、能射、能驾、能泳，深受蒋介石器重，一路获提拔，最后官拜中将，是国军参谋次长，这职位相当于我们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
然而，吴石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却深恶痛绝，曾言“党国不亡，天理不容”。在这个剧中，有这么一句台词，吴石将军讲：“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多数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然而，无一人心中有人民。”而人民，正是吴石的人生价值。正是在老友何遂、何康和吴仲禧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共产党的观点、立场和人民观，主动为共产党提供重要情报。被叛徒出卖以后，他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写下千古绝句——“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1991年，我的父亲罗青长代表一级党组织与吴石将军的后代谈话，他说：“你们的父亲，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统一作出重大贡献，他提供的情报，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减少重大伤亡，为此，他也献出了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他的。”这是一级党组织对吴石将军的评价。
吴石将军及其家人
再看朱枫烈士。
她是出身于镇海的名门闺秀，194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次为党组织毁家纾难，把自己的一些资金拿出来赞助党的组织。最后她主动请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深入龙潭虎穴，担任吴石将军的联络员。
被叛徒出卖被捕以后，她吞金自杀，以死明志。此次我到朱枫烈士的家乡谒拜，看到了国民党特务用X光机拍摄的朱枫烈士吞金后的胃成像，看了以后真的是锥心刺骨——你想想几两重的金属卡在她的咽喉和胃管，疼痛难忍。但是她为了保护情报组织的安全，以死殉国。被国民党特务抢救回来以后，她从容镇定、面带笑容地奔赴刑场，高呼“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连中七枪，英勇就义。
1990年6月29日，我父亲罗青长曾亲自主持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座谈会，代表邓颖超同志对朱枫烈士表达深深的悼念，并给予朱枫烈士高度评价。
朱枫烈士就义前
我们再看陈宝仓烈士。
同样是官拜中将，他不贪图荣华富贵，积极投身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受民革中央和中共华南局派遣进入台湾，被叛徒出卖后，他沉默不语，保持了零口供，一句话都没招。临赴刑场，他誓死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从照片上来看，他满脸沧桑，但就是不低下那高贵的头。
他的骨灰历经千难万险，转回大陆，1952年毛主席亲自签发烈士证，陈宝仓的序号是00009号，也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烈士。1953年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持公祭，陈宝仓烈士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陈宝仓烈士就义前
聂曦烈士，一生追随他的老师、他的长官，忠贞不二，配合他的师长吴石，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临死前他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向死而生。当时台湾的媒体都形容他，形象英武、大义凛然，他临刑前的绝照，成为我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光辉写照。
聂曦烈士就义前
这个连续剧中有几句金句深深打动我。吴石将军说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既如此，便如此”“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这个连续剧最打动我泪点的是，这些革命志士也有柔软的一面，它没有用脸谱化或模式化的格式来演绎这段悲壮历史，所以让我们看得破防、泪奔。
比如，朱枫烈士临刑前与她的养女诀别，其实她是深爱自己的养女和小外孙的，但她却决绝地说“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与我划清界限”。聂曦也是深爱他的爱人的，但在就义前他对爱人说“请你把我忘掉吧”。吴石临刑前让夫人强忍泪水唱起初恋时的歌谣，闻此而不落泪者，非男儿，我看到吴石将军这个七尺男儿，眼里也噙出了泪花。革命者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儿女情长，但是为了革命，他们舍小我顾大我，舍小家为大家。功不必成于我，但功必定有我，这就是我们的无名英雄。
前几天，我与吴石等四位烈士的后代瞻仰了吴石、朱枫烈士的故居，四位烈士的后代在先辈塑像前举手宣誓，他们推荐我领誓，我高呼“东海小组的后代们集合完毕，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他们振臂高呼“时刻准备着”，这声音长久地在天地间回荡。我想，这正是先烈们想看到、想听到的，我们正在准备着完成他们未竟之业，积蓄力量，磨砺本事，时刻准备听从党的召唤。
最后，我用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的名字为诗引写了一首藏头诗，缅怀四位烈士，也算是对《沉默的荣耀》的观后感：
吴钩出鞘破迷烟，石碎天惊剑未残。 朱赤一片何惧死，枫红万丈敢赴难。 宝藏机密忠贞在，仓鼎千钧气宇轩。 聂政侠肝昭日月，曦光终照凯歌还。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罗援将军谈到了观看《沉默的荣耀》的观后感，一度非常感慨激动，我想我们现场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共鸣。我在看这部电视剧时，特意找了个时间，以近乎闭关的状态连续把它看完，因此那种连续不断的震撼与感动，久久萦绕在心头。张老师也在看这部剧，张老师还跟我说，您跟剧中的历史人物其实也有一些交集。
张维为：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让我看到了一些相关视频，其中有罗将军的，还有何康儿子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应该邀请罗将军来做这个节目。
我与何康有过一些接触，电视剧里有一段提到“有事找何康”，说的就是他。上世纪80年代我刚进入外交部，1983年时，北京有160多个国家的使馆，每个使馆至少每年会举办一次国庆招待会，有的使馆还会有两个活动，比如建军节活动或者女王生日活动等。当时外交部的做法是，大概有六十多个部委，每个部委的第一把手轮流出席这些活动。当时何康担任农牧渔业部部长，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印象就非常深刻。他戴着金丝眼镜，英语讲得很漂亮，十分擅长社交，一下子就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
后来我与外交部礼宾司接触多了，礼宾司的人都说，他们特别希望何康能来参加活动，因为他一来，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儒雅自信，知识面非常之广——毕竟地下党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和国民党的上层精英打交道。
1960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热作两院。总理左侧为何康，何康膝下为其长子何迪。
何婕：历史人物仿佛突然一下子就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会记得，何康是片子一开始不久就出现了的何遂先生的儿子。当时因为何康见报、身份被公开，这马上影响到了何遂先生在台湾的工作，所以他不得不撤离。因此剧中比较早的一幕戏，就是吴石将军送他撤离的场景。您看，历史人物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身边，与我们当下的情境交织在一起。
张维为：顺便讲一句，我当时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地下党的工作，最近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查到他的简历，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经历。
何婕：看这部剧之所以被打动，除了作品本身的因素，还因为它相对真实地反映了一段历史。当时台湾岛内是怎样一种生态？真的是白色恐怖。电视剧里也提到了，军统（保密局）、中统（台“内政部”调查局）以及各个派系的情报人员，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地区后，都在那里开展情报工作。所以，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咱们的地下组织要展开活动和工作，实在是困难重重。
罗援：台湾当时情况特殊，国民党最后败退至台湾，台湾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根基。此时，大批特务，包括军统（保密局）、中统（台“内政部”调查局）以及军政宪特等，都集中到了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统治，这部剧基本反映了这一情况。像吴石，他几乎天天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开展工作，可以说他们是在刀尖上起舞、在钢丝上行走，天天都和国民党和魔鬼打交道。对于我们的地下党员来说，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有一位红色女特工沈安娜，她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是蒋介石的速记员，蒋介石核心小组开会的速记工作都由她负责。沈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每天早晨出门，都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所以每天出门前，都要和心爱的小女儿吻别。
我称沈安娜为安娜阿姨，她晚年重病住进301医院，我经常去探望她。后来她不省人事、处于昏迷状态。有一次我去探视时，她的小护工——一个小女孩问我：“罗将军，这个奶奶已经昏迷了，但她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懂她说的什么意思。”我让她复述给我听，小女孩说奶奶经常说“暴露了，从后门跑”。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这些红色特工，这种压抑感伴随了他们一生，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种惊恐之中，但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
沈安娜（1915年-2010年）
何婕：某种程度上，他们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早上出门、晚上回不来，但是这一天都要神色自若地以最淡定的状态尽可能地去完成任务。
罗援：你看，在这部剧里，聂曦说“我准备自杀”，朱枫也讲“一旦我暴露了，我会以我的生命来保护小组，保护这个情报组织的安全”。
张维为：当时那一代人，包括我们一批最高级领导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历经了很多生死考验。上海如今被称为“魔都”，当年可是“谍都”。
我非常荣幸在1980年代中期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我第一次为他做翻译时，他问我哪里人，我回答上海。他接着问：“你知道霞飞路吗？”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当年地下党在法租界的活动十分频繁。邓小平曾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长，那时工作全靠单线联系，不能记在本子上，他都记在脑子里。他记忆力特别好，相关人员的名字、助手信息以及电话号码等，都要记得。
他自己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跟罗亦农接头，刚完成接头离开，后门特科人员做了个特定动作，他立刻意识到罗亦农出事了。果不其然，罗亦农被抓，一个星期后就被判处死刑。罗亦农是当时被杀害的共产党最高级别干部，他是政治局常委，可见当时斗争环境何等残酷。
何婕：地下工作的斗争残酷性极高。一方面，周围布满了敌特人员，他们虎视眈眈，时刻监视、调查着地下工作者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还可能遭遇叛徒的出卖。东海小组遭受如此巨大的牺牲，就是因为叛徒的出卖。您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这段历史，讲讲为什么叛徒会掌握那么多情况？
罗援：我们是有相关教训的。需要明确的是，情报工作和地下党的工作是有区别的，现在有些观众不太了解这一点，一提到地下党，就认为他们是搞情报的，其实不是。情报工作采取单线联系、垂直联系的方式，主要流程是搜集情报、甄别情报、整理情报、传递情报以及利用情报，这是一条专门的业务线。而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是开展学运、工运、兵运，进行策反、宣传，做统一战线工作。在必要且有条件的情况下，地下党也会做一些情报工作。这两条线不能横向联系，各自独立运作。
台湾省工委和吴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出现了横向联系。就是朱枫既联系吴石情报小组，又联系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委，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
我们不能苛求先人。当时是1949年，那时候还没有抗美援朝，我们当时的一个中心工作就是要解放台湾，因此对来自台湾的情报需求非常迫切。所以吴石他们要不停地把最高层的情报传递回来。但他们这个情报组织没有电台，只能与台湾省工委联系，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种横向联系的情况。
但总的来讲，我们的情报人员和地下党人员必须保持忠贞。当时台湾省工委是五人小组，其中四人叛变，只有张志忠和他的夫人没有叛变。如果都能像张志忠那样，情报组织也不会被暴露。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何婕：在刚才的演讲中，罗将军援引了电视剧里吴石将军所说的一段话。吴石将军称，蒋先生的党国里，人人心中都装着自己，大多数人心中想着派系，少数人心中想着党国，但是没有一个人心里有人民。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真实写照。不然的话，为何会有那么多优秀的人，即便一开始在所谓的蒋介石党国中工作，最终却都选择奔向光明。
张维为：我后来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美国记者、常驻重庆的白修德，他写了不少报道介绍抗战时候国民党陪都的情况。他当时就说，国民党政府内阁中的部长，堪称世界上学历最高的一群人，几乎都是欧美名牌大学博士毕业，但同时也是最脱离人民的。他当时就发表观点称，国民党的基因就是代表富人、代表少数人。一个美国记者都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的问题。
罗援：我们记住了吴石将军最后的绝笔：“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其实在这句诗之前，他还写有“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那时他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望了。
我们说吴石将军是为信仰而献出生命的人，那么他的这种信念源自何处？首先，他的人民观就是习主席讲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所以吴石将军与我们党在信念、信仰上已非常贴近。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仰？我想，他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心系国家、心系人民。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与吴石将军最后讲的“凭将一掬丹心在”，二者相互契合，这正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吴石将军身上的体现与传承。
何婕：所以，很多观众被这部剧打动，一方面是被剧中人物所展现出的坚定信仰所触动，另一方面，正如您刚刚提到的，剧中人物对人民的爱，这种情感是超越时空的，即便隔了这么多年，在当下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它是能够关照当下的。反过来说，很多观众留言说很不忿，说那些叛徒在台湾居然也善终了。
罗援：我想起了我们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元帅。聂帅曾说过一句话：“我一生最恨两种人，一个是战场上的逃兵，另一个是刑场上的叛徒。”叛徒对我们党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我认为，中华文化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忽略了另一种文化现象——汉奸文化。像秦桧、汪精卫这些人，对于这种汉奸文化，我们现在的鞭挞力度还不够。就比如蔡孝乾这种人，我们不说他人生怎么样，单就他的叛变、变节行为，我们就应嗤之以鼻，叛徒就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像抗日战争，当时的皇协军、伪军，甚至比日军破坏还要大，这一群体的数量比后者还要多。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在反思自身文化时，不仅要大力弘扬爱国文化，更要坚决鞭挞汉奸文化。
张维为：我关注了台湾对这部热播剧的反应，发现台湾岛内对此也热议纷纷。有一点挺好的，就是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原本对共产党以及什么叫视死如归并不了解。而这部连续剧很好地、完整地展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让很多台湾人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精神，一种红色传承，国民党时期以及当下的台湾都没有这种传承。包括现在寻求统一，不少台湾人也开始理解了，这源于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
罗援：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影响力体现在哪里？那就是爱国不分先后。就像吴石将军，他自认为觉悟得比较晚，但依然为人民作出了贡献，而我们人民也不会忘记他。所以，这对于台湾现在的一些官员及其军人也是一种启示：只要你深明国家大义，为国家的统一作出贡献，就依然能在我们的功名录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何婕：您刚才在演讲中也提到，您的父亲罗青长同志有一些已被披露且公开发表的史料。周总理生前召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您父亲。当时周总理跟您父亲说，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他指的应该就是包括吴石将军等在内的这些革命先烈。像这些历史情况，出于纪律原因，当时他不会跟您说，是吗？
罗援：隐蔽战线有一条铁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打听的不打听。因此，很多情况我父亲没有跟我讲，我也只是从后来披露的一些文件中看到了一些片段。他只是我们隐蔽战线的一位老兵，14岁就参加革命，16岁参加红军长征，是长征中的“红小鬼”。长征结束后，他被选派到党中央的情报组织，后又被派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回来后便一直留在党中央的情报组织。
他和这部电视剧的原型有什么联系？首先，这几位烈士在1950年6月10日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当时周总理非常悲愤，他找来当时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李克农，还有我的父亲，交代他们要妥善保护和安置这些烈士的亲属。
到了1972年，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吴石将军的长子吴韶成遭受了不白之冤。由于当时要求他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父亲是烈士，吴韶成在填写身份时，只能写旧军官。因此，他的党籍被开除，这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到了1973年12月30日，我父亲就以他们单位的名义，给吴韶成的单位写了证明，说明：“吴石同志在1947年就开始为我党工作，以后根据组织的需要到了台湾，由于台湾省工委遭到破坏，受到牵连被害，他是我们党的烈士，所以他的子女吴韶成和吴兰成应享受烈士遗属待遇。”
这也是在总理的关怀下完成的。大家都知道，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而在1975年12月20日，总理已处于弥留之际，他把我父亲叫去，首先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我们一些朋友的情况，然后交代说：“你们不要忘记为人民做出有益事情的这些人。”虽然当时并未点名吴石，但我父亲从长期与总理的接触中，认为这些人应该也包括吴石将军，因此他之后一直不断落实总理的遗愿。
我们国家和情报工作的领导人一直关心着这些烈士们。比如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李克农，他在1957年大病初愈后，觉得自己来日不多，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烈士和烈士遗属落实政策。他首先前往上海，因为当年他是上海（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给中央的信中写道，要使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归、老有所养、幼有所扶、鳏寡孤独有所依靠。这是他最后倾注心血办的一件事。我们国家领导人和部门领导人对我们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是一直在挂念，一直在给予关怀。
1991年12月10日罗青长等接见吴石烈士子女的合影，右起依次为何康、吴兰成、罗青长、吴韶成、谢筱迺等。
观众互动
观众：《沉默的荣耀》这部剧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我党在台隐秘战线工作的真实情况？
罗援：这个剧的编剧遵循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剧中大的历史事件、历史背景，以及历史真实人物的功绩和结局，基本都保持了真实，没有脱离历史的宏大背景。不过，为了增强剧集的可观性，编剧也通过一些细微的小细节来反映大的历史事件，因此在一些具体的小细节上，我认为还是存在虚构的成分。
比如，剧中提到吴石在从福建撤离之前策反了318师，但我在查阅的资料中，并未发现有关318师的具体记载。不过，吴石确实进行过策反工作，当时他策反了有爱国倾向的、身为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且是吴石老乡、林则徐嫡孙的林遵。最终，我们渡江战役能够取得成功，除了得益于吴石提供的情报，也与林遵率领的第二舰队起义密切相关。所以，我认为剧中这些情节与历史事实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观众：《沉默的荣耀》为什么在现在播出？我看有网友说这是祖国要统一的信号，请问是这样的吗？
罗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10月25日确立了两个重要的纪念日——第一个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第二个，就是将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正是这一仗，我们中国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得以光复，我们洗刷了百年耻辱。
我现在就在想，是不是会有第三个10月25日，这个10月25日将是我们国家完全统一纪念日，这时台湾真正地回归祖国的怀抱，实现真正的光复。大家都期待这件事。像吴石将军等先烈们，他们定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未能亲眼见证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如今，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我们的身上。
张维为：不管台湾哪个政党、谁主政，也不管美国谁主政，我们坚决按照我们的节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观众：以《沉默的荣耀》为例，我们运用艺术手段来传播英烈的故事时，面临着一个问题：一方面，要运用戏剧手法吸引观众；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历史的真实性。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好这中间的尺度，从而更好地传播烈士的故事呢？
罗援：我们要学习英雄、宣传英雄，首先得贴近英雄。演英雄就得学英雄，要知晓英雄诞生的时代背景，了解他们当时的胸襟、格局与向往，也就是弄明白吴石所说的“声名志业”到底是什么。只有深入了解这些，我们才能写好英雄故事、做好英雄宣传。当然，在宣传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艺术加工，要让艺术性和政治性紧密融合。我觉得这部片子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它凭借这种融合吸引了大家。
张维为：如果你去台湾，尤其是从事政治研究相关工作，会走访许多地方，与当地人交谈并寻找文献资料。比如，我当年做两岸关系研究时，台湾去了很多次。我曾参观过国民党的档案馆，当时特别关注1927年1月至6月这一时期上海的档案，我说这一段我最想看，工作人员说现在还没有开放。也许以后可以，祖国统一之后，很多历史，包括我们地下党在那儿工作的历史，很多资料可以呈现。
何婕：今天的对话，从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展开。首先，这部作品本身极具震撼力，足以打动众人，我们的心灵受到洗礼。同时，它也是一扇窗口，让许多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借此深入了解那段特殊的岁月，进而向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致敬。
但我想关注度到了这样的热度之后，它不沉默了，这份荣耀已经完全被我们所知道，同时也会记在历史的深处，记在人民的记忆里，最后也会为我们两岸统一、祖国统一写下非常漂亮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