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成了暑期档的黑马。
作为宁浩“徒弟”的青年导演申奥，此前的代表作有《受益人》《孤注一掷》《新生》，都是类型化的现代戏，而《南京照相馆》是一部历史灾难题材，十分考验主创的史实掌握和尺度把握。
看完电影出来，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油然而生：也许这一代导演、编剧等待的就是类似的机会，而当这样的契机出现，他们会向观众证明自己不仅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比一些前辈更好。
过往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的电影，包括但不限于罗冠群的《屠城血证》（1987）、吴子牛的《南京1937》（1995）、牟敦芾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郑方南的《栖霞寺1937》（2004）、陆川的《南京！南京！》（2009）、德国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Florian Gallenberger）的《拉贝日记》（2009）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2011）。
和以上电影相比，《南京照相馆》是叙事最扎实的一部，同类型中也最具国际传播的潜力。用受邀来华观影的国际友人埃文·凯尔（Evan Kail）的话说：“这部电影并不回避黑暗，也不粉饰伤痛，而是以巨大的艺术勇气直面民族的伤疤。”
对这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佳作，本文不过多剧透，而是就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映后问题进行答疑，希望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部电影。
一个问题，是部分角色的方言。
很多观众听不出来一些角色的口音，比如高叶饰演的演员林毓秀和王真儿饰演的照相馆老板娘赵宜芳，尤其是后者，甚至有观众以为她讲的是山东话或河南话。
实际上《南京照相馆》的口音问题，谜底就在谜面上。
导演这次非常聪明，干脆就让演员讲自己家乡口音，毕竟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只会说方言，这样设计也符合历史真实。
比如王骁和周游就是南京人，高叶是常州人，所以她讲的是常州话。对北方观众来说，上海话和常州话区别不大，但包邮区能听出细微差异。
王真儿的口音最难判断，我一开始觉得她讲的可能是安徽话，但肯定不是山东或河南方言，下来一看演员籍贯，确定她片中讲的是徐州话，正式称谓是中原官话-徐淮片。
而国民政府在当年实际统治的区域，也就是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的这几个省份，基本上政令不出包邮区。从以上演员的方言配置来看，也都是非常契合的。
主角中唯一的例外，是说普通话的邮差苏柳昌，演员刘昊然是河南人，开拍前和导演讨论过，是否需要学习南京话，申奥回答不用，因为阿昌的设定就是一个生活在南京的外地人。
今天有很多人提到南京大屠杀，第一反应只是日军在一座中国的大城市里杀了35万人，但实际上，南京在当时不是一座普通的大城市，而是中国的首都。侵略者在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肆意屠杀35万人，除了旨在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还带有极强的侮辱性。
片中有一处细节，墙壁上蒋介石战前的巨幅画像，被机枪打了密密麻麻的弹孔，这种对于侮辱的呈现，和陆川《南京！南京！》里日本兵把孙中山雕塑拉倒的举动如出一辙。
话说回来，因为南京是首都，而且在1927-1937的“黄金十年”获得了极大发展，所以存在很多在此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就像今天的北上广深也会吸引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一样。刘昊然的角色不讲吴侬软语，看似和周围语系不同，实际是关照了艺术真实背后的历史真实。
当然，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不止有外地人，也有很多在此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
比如后来在大屠杀中挺身而出的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等人，这些在日军枪口下拯救中国难民的外国商人、记者、传教士们，不是在战争中闻讯赶来南京，而是一开始就身处于这座城市。
另一个问题，是溃兵在挹江门的冲突一幕。
关于南京会战末期的溃败，电影是通过城内的散兵游勇与挹江门守军的火并呈现的。但这不是《南京照相馆》的首创，在陆川那部《南京！南京！》里已经出现过，片中刘烨饰演的角色，出场就是在挹江门守军阵列，负责拦截溃兵冲卡。
《南京！南京！》背景字幕更为详细地注明了负责挹江门守卫的是宋希濂的36师，这支部队和87、88师一样，都是最早装备德械的中央调整师。36师也是《八佰》里王千源角色的原部队，魏晨台词提到的“宋长官”就是宋希濂。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36师驻扎在西安，接到调令后星夜驰援上海战场，万里赴国难。三个月打下来，36师损失惨重，撤到南京城下已是强弩之末。
电影开篇那场被网友誉为“《西线无战事》质感”的战壕戏，虽然时间不长，但真实传递了南京守军那种疲于奔命过后强打精神的状态，尤其是临时补充到外围阵线的新兵，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呈现出被碾压的态势。
凭淞沪战场下来的各部，南京城已经无力固守，组织一场大会战于军事角度无益；但从政治角度考虑，南京又是首都，直接弃守会挫伤人心。最终，湘系出身的北伐名将唐生智主动请缨担当南京城的最高防务。
具体到战役末期的混乱，就与这位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不无关系。
12月11日夜晚，鉴于战场不利形势，唐生智下达撤退方案，按照计划，大部守军兵分几路从正面突围，留一小部分牵制敌军，最后渡江北撤。可在下达正式命令后，唐生智又下达了一道口谕：各部守军如不能突围，可以渡江后撤。
也正是这一个“富有弹性”的命令，导致本就分属不同派系的将领开始离心，各自为战，指挥系统随即陷入混乱。
有的部队不按照原定计划撤离，扰乱了战场秩序；有的部队不顾友军形势，自顾自地放弃了阵地；有的高级军官未等下属各部整合聚拢，便擅自撤离；有的部队由于通讯不畅，根本没有收到撤退命令。例如挹江门守军与兄弟部队的冲突，就是由于一些部队未按照计划路线突围。
而在《南京！南京！》和《南京照相馆》的剧情中，更像是溃兵们接到了撤退命令，而城北的36师尚未接到，自然认为这些人是逃兵，所以这两方就产生了根本性的误会。在有限的时长内，剧情这样设计也是合理的。
另外，《南京！南京！》里被冲卡溃兵踩死的36师少校，原型是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的上校团长谢承瑞。
在抗战初期国民革命军的中高层指挥官中，谢承瑞不属于保定、黄埔系，而属于少见的旅欧派，曾入法国兵工学校和枫丹白露炮兵学校学习军事。谢将军在保卫首都的战役中悍不畏死，最后却在光华门的踩踏事故中意外身亡，也是南京沦陷前混乱局面的缩影。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是在电影之外，即一些观众不清楚，拍这个电影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觉得这类题材会给自己添堵；有人觉得这类题材以往已经太多；还有人觉得这类题材国内谁不知道，应该拿给日本人看。
但在我看来，我们以往拍的不够严肃的抗战题材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手撕鬼子），而真正客观呈现历史的作品，却寥寥无几。然而前面那些“不够好”或是“完全不好”的内容，长期以来已经占据了主流观众的视野和心智，并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断。
其造成的结果，一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真的知道那段历史，而是以为自己知道；另一个问题在于，先入为主的印象会令观众对同类题材产生逆反心理，这反而会导致对《八佰》《南京照相馆》这样真正严肃的创作的误判。
我们总谴责日本人不承认侵略史，但实际上，过往那些拍抗日神剧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也没有认真呈现我们的抵抗史。
想让《南京照相馆》这样的电影也被日本观众记住，我们首先自己应该走进电影院，力挺这样的创作，而不是让它落入忽视、遮蔽与遗忘的边缘。
在这一点上，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其实是几年前一个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数字”的争议言论，当事人就认为：30万的概念没有证据支持，只是一种史学写作的笼统概述，今天的人不应当纠结于历史仇恨。
但实际上，这一言论充分暴露了发言者对于历史的一知半解，以及对于系统性反思的学艺不精——今天的欧洲能在二战纳粹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建立在纽伦堡审判对纳粹体制和法西斯分子的彻底纠错的基础之上，但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缺少这样的历史机遇与问责基础。
首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可以证明，“30多万这个数字来源于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性判决，具有法律效力” ，且考虑到日军毁尸灭迹的行径，这只是遇难者数字的下限。
其次，在整场事件的点评中，我最同意的是诗人方闲海当时写在微博的一段话：
“‘我觉得不应当永远去恨，而应当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这句话值得细品，也是上海这个教学事件的关键句。这观点的逻辑显得极其庸俗化的‘知识思维’。其实人类在经历极端的生存处境之后，恰恰是需要用‘恨’来制衡理性的，而不是用中性化的‘反思”，这种反思恰恰会让人遗忘或淡忘历史，背离真正的理性。我以为，恨和反思，缺一不可。不恨哪有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