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讲述法国新浪潮大师戈达尔拍《精疲力尽》的新片《新浪潮》，或许你会陷入思考：
电影重要吗？拥有拍电影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该如何理解与应对规则与禁忌？换言之，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拍电影吗？
明室出版的《电影的七段航程：戈达尔论电影》将为你揭开电影行业的神秘面纱，其作者正是戈达尔本人。本书收录了这位影史革新者在电影艺术学院开展的系列讲座内容，为你带来一次罕见而深刻的“公开自我剖析”。
在本期推送中，我们节选了第六段航程《弄错了》，戈达尔在其中带来了惊人的表述：在拍摄中使用剧本不仅非必要，还是一件危险的事。关于电影，有着太多类似的虚假神话。电影人被虚妄的神话所束缚，使本该最易改变的电影业陷入僵化。
戈达尔说：“水泥地不宜种花。”今天，要使拍电影重新成为创造而非工业行为，便是要将其拉下神
坛，重新回到肥沃的低地土壤中去。
关于电影，剧本只是一个神话
「READING」
拍电影时我什么也没发明。我都是在事前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但是别人总是会说：“你怎么拍电影不用剧本？”这时我就回应说：“我有其他东西，那个东西也可以称作剧本。”问题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剧本又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一本写好的书。假如给我一本一般人所谓的分镜头剧本的话，我会试着尽量依照分镜头剧本来拍摄，却又会觉得无所适从，变得完全不知如何下手。
我想剧本对某些电影很有用，例如大成本影片，小成本影片则不宜模仿。在大成本影片中，剧本可以用来帮助辨认细节。假如剧本上写着“图森、室外、白天、马车等等”，如此一来工作人员便晓得应该在哪一天集合，就算总共有两三百个工作人员也不会弄错。这就像在军队中一样，剧本对制片人的帮助很大。在军队中，提供后勤支持的人员数目庞大。比方说，后勤人员必须知道在何日携带汽油罐到何处为坦克加油等等。光是一个步兵，后头就有五到八个人为他补给武器、弹药和服装，另外在办公室还有十五个人配合处理协调工作。
让我们缩小范围来看，电影也和军队差不多。福克斯公司为了一个芭芭拉·史翠珊或贝尔蒙多之类的大牌明星，后头便要有五十个工作人员配合。
你也可以说，剧本就是所有这些人的行动参照点，但我不认为剧本对拍摄工作有任何作用。或许有些人在拍摄过程中会忘记该做的事，此时就要参考剧本，否则的话……其实话说回来，剧本并不能记下所有拍摄的细节。
因此，我经常以自己的方式在拍摄中运用剧本，我的剧本由很多笔记、符号等组成。晚上大伙在分手前说：“我们明天在哪里见面？”这要看情况才能回答。假如你回答说“明天在东京见！”，那心里总要考虑两三天的飞机行程、订旅馆或诸如此类的事吧……这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困，这种会面是无法临时安排的，这并不是钱的问题。
戈达尔《狂人皮埃罗》
但假如我们在蒙特利尔拍电影，然后有个工作人员问：“我们明天在哪里见面？”这时我们就可以对他说：“嗯，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应该是中午了，这样吧，今晚十点在家里等电话，我们再告诉你地点。”拍电影就是这样，没办法事先预定好时间表和行程，总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能确定下一个步骤的细节。
有些时候，我们能够准确地知道下一个该做的步骤。假如对白刚出炉，那就赶紧交出去，假如尚未写完，我就会对制片人说：“你别担心，明天会写完的。”或者我们明天在一起工作时，大伙就会一起想出对白了，这就是电影工作。
大家都认为剧本是拍电影不可或缺的要件，我并不如此认为。如果有人说必须要有剧本，或者对某些事有特别严格的要求，那是想让人们相信，这就像某种火车时刻表一样……就好像是要告诉世人，让他们相信电影是某种既神秘又复杂的东西，没有剧本就甭想拍电影了。我在这里把剧本比喻成火车时刻表是有原因的，那些认为剧本很重要的人，就好像认为搭火车就必须在口袋里放一本时刻表一样，或者在散步时必须手拿一本厚厚的电话簿，以防万一想打电话时需要查询电话号码。我认为剧本对于电影的意义就在这个方面。它当然有其用途，不过不是一直有用，我们散步时总不需要一直拿着厚重的电话簿吧？
假如有人开一门剧本创作课，或写一本讨论各种剧本写法的书，那么我想一定非常有意思。例如在默片时代，当时没有对白……我记得我看过弗里茨·朗的一部电影的分镜头剧本，我想是《大都会》，剧本分为五栏，像是一本这么大的书，也像是画图练习簿。现今的剧本只有一两栏。
弗里茨·朗《大都会》
最近我读了，或者说是浏览吧，一本波兰斯基正在拍摄的电影的剧本。假如真的要照他的指示去拍摄的话，绝对不会成功：剧本上只有三小段对白和一行“她从那里到那里”的动作描述。这些只是一些参照点，一些主要为制片而设的参照点，让大家都能参考这些已知的参照点，让大家能够确定要拍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其他东西，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波兰斯基《苦月亮》
那些从事拍摄的工作人员只是因工作关系才聚在一起，彼此间并无任何关系。对于一部波兰斯基的电影，假如要这些工作人员确定他们拍摄的电影改编自托马斯·哈代的小说，首先就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拍的并非亨弗莱·鲍嘉或类似的某个人主演的电影。也就是说，电影工作人员在拍摄的那段时间有临时的工作关系，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其他关系。要是拍摄的范围小一点的话，彼此也就更加了解—就算是最近才认识—这就像音乐家一样，音乐家在一起演奏时不用剧本，他们只有一些笔记本，有时照着笔记本演奏，有时则不。当美国著名歌手鲍勃·迪伦向唱片公司申请预付款时，唱片公司的人绝对不会回他说：“好的，不过请拿……你有剧本吗？”我的意思是说，鲍勃·迪伦只要让对方听一段他的音乐便可。
鲍勃·迪伦（Bob Dylan）
我认为使用剧本是很危险的事，依据我的看法，开始时有了剧本就像吃了定心丸，随后假如费用透支过多的话，别人就会以剧本的名义强迫你遵守诺言，因为你的诺言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剧本就像法律一样，就像“摩西十诫”一旦成为印刷物就不容更改了。假如你无法遵照原先的剧本拍摄的话，别人甚至会对你说：“啊！你居然改变了主意！”或者说：“啊！你是一个骗子，不然就是不诚实！”说到骗子，你还可以反驳说：“我有改变主意的权利。”但是一提到不诚实这个字眼，你总不敢说“有什么不可以”吧？
当然，大部分电影工作者或年轻导演都曾尝试依照传统模式进入电影圈。只是这个行业僧多粥少，想跻身其中比登天还难。大概一千人中只有一个能够成功，而且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个幸运儿就是按照固有模式训练出来的。
戈达尔《精疲力尽》
事实上，“使用剧本拍电影”是一个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成见，让大家以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拍电影。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我认为应该先叫导演拍出一些影像，随后再叫他给出一些文本，这样才是比较正常的拍摄方式。在好莱坞电影正值巅峰之际，当时的电影编剧都像领周薪的公司职员一样：他们在早上九点或九点半到福克斯公司打卡上班，中午就到公司的福利餐厅吃饭，下午五点半下班。依照制片公司或制片人的要求，他们每天必须写出二十、三十或四十页不等的东西。以一个在公司上班的雇员的观点来看，他们所做的是名符其实的“工作”。假如我们雇用一个清洁女工在每天下班后去捡废纸篓内被丢弃的废稿，而不是去收集他们交给制片人的文稿，我相信今天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比拍出来的电影更精彩非凡的剧本或电影创意。
我所谓的剧本应该就是他们丢到废纸篓里的文稿，假如我们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做事，便能把这些废稿拍成电影。这些文稿之所以被丢到废纸篓里，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制片人要求的模式，编剧总要交给制片人一些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
印刻、在纸上做笔记等，这些事大家都会做也一直在做，这样做很有用。我身上也随时带着一本笔记本，我常记笔记，只不过我的方式和惯常的方式不同罢了，我想这一点正是剧本存在的问题。
我发现大家对剧本很好奇，难怪会有“剧本和电影是复杂的东西”这个神话。大家时常提及这个问题，而且一直对用不用剧本拍电影这件事感到很好奇。我倒想知道，到底是谁灌输给了他们这种剧本神话呢？
我现在非常崇拜像希区柯克这样的大师级导演，我倾向于将他放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社会中，和其他问题一起讨论，不过我会说他是那两人中的一个……总之，希区柯克不仅会做我会做的事，有时候还越做越好，甚至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此外，他在默片与有声电影交接之时，也没有浪费很多时间去摸索……我很高兴今天上午能放映他的《群鸟》。蒂比在第七、第八个镜头中什么事也不做，同时画面上的乌鸦越聚越多……第七、第八个镜头也是一些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我不想用形容词……电影也是如此，剧中人并不需要用文本来叙述，有需要时才使用文本。影像和声音本身就是完整的表达工具，有时可以通过影像与声音交代剧情，不需赘言。
希区柯克《群鸟》
比方说，美国的知名女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她的嗓音可谓歌唱界最完满的嗓音之一。她的嗓音宛如一个擅长七八项运动的全能选手，和她比起来，其他运动员只算会个一招半式而已。
希区柯克和爱森斯坦都是一些不受当时的在位者欢迎的人物，斯大林不喜欢爱森斯坦，罗斯福则看不惯希区柯克，随后还有肯尼迪和其他人都对他们百般刁难。尽管如此，他们仍能排除万难，取得一番成就，例如《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敖德萨阶梯和《群鸟》中蒂比的镜头便是最好的证明……正如有些影评所说：“这是电影的伟大时刻。”由这些简单的镜头可看出电影具备的无穷威力—电视或许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制作一些报道或新闻节目。今天上音乐或某些东西吸引住，而后被吓得目瞪口呆。电影毋庸置疑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应该善加利用才是。可惜没有任何人知道如何去利用这股力量，至少没有一个政府知道。
谢尔盖·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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