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了《长安的荔枝》，我认为是个很好的片子，当然这更多是从政治运作角度做出的评价。私认为基层的牛马都应该去电影院仔细品味。下面是我的几点感想，谈不上剧透，仅供参考：
1、“层层加码”是这个片子的内核。这当然是我的观点，其情节来自片中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本来数量是1枞，结果贵妃有了，她的俩姐妹也需要，变成了3枞，之后通过各条块（部委和地方各级）最终变成了200枞。从1变成200，加码了200倍，虽然加码数字夸张，但这一代中国人可谓心知肚明，毕竟大家都经历过那段特殊时期，懂的“层层加码”是怎么来的。
实际操作中层层加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片中没有具体交代，但原著用对话论证了“层层加码”的合理性，那就是每一个部门和层级都如要确保任务完成，那么就必须进行加码，否则怪罪下来，谁也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荔枝史李善德保护不了荔枝园，因为他对抗不了“层层加码”这个内置在执行中的必然要求。
2、层层加码背后往往是权力任性。原著中与杜甫一起给李善德出主意的韩十四说过，大意是唐玄宗这几年开始乐于打破常规，任命各种各样的“使”，在荔枝使之前，还有各种瓜果使、渔获使，这些使节权力大到根本不用走常规流程，说白了，花国家的钱，满足宫里帝后的私欲，且不用对账，所以财政状况是一塌糊涂，这就让这些官僚机构的笔吏很头疼。
这也是韩十四建议李善德坦然接受荔枝使的任命，趁机捞一把，到头来即便完不成使命被处以极刑，还能给妻儿捞一笔养命钱。所以，层层加码首先是某个结构中的权力的一号位不按套路出牌，说白了就是“不在法律范围内决策”，这就给了各级官僚超强压力，而在应对这个压力的同时，其中更加没有规则约束，看起来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但私下借机徇私枉法、敲诈勒索，这也是寻常行为，算不得稀奇。
3、权力任性的背后是“言路闭塞”。唐玄宗是少见的既开创了盛世，又丢失首都的古代帝王。他的两个年号是开元和天宝，其中开元初期启用姚崇、宋璟等名相，开元后期有张九龄，令帝国得以休养生息（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折腾”），天宝年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帝国陷入内乱。开元与天宝的区别，在于玄宗能否知人善任，能够倾听谏言。
片中也有提到，安禄山有叛乱之心，很多言官都曾上书，但却被罢官流放，慢慢的也就没人敢提了。而从岭南运送“鲜荔枝”到5000里外的长安，能下达这样的命令而不会被阻挡，也说明玄宗周围的舆论生态只有阿谀奉承，没有民间疾苦。大部分都很感慨，为何玄宗会有这样的变化。
4、言路闭塞背后是“制度不彰”。郭建龙在《盛世的崩塌》中对唐代政治生态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即唐代并没有一个制度性的保持言官安全的体系，所谓唐太宗与魏征的“佳话”，且不说这是李世民的“公关之策”，更重要的是，一朝皇帝能否听到真话，依靠的是个人品行修为，而不是依赖一套制度。相比之下，被网民认为积贫积弱的有宋一代，反而有不杀言官、重视文官这样一套“祖宗之法”（邓小南著）。
所以，唐代所谓盛世，更多依靠统治集团作为北方游牧血统带来的能征善战，构建是更多是一个“二元帝国”。例如高祖李源太原起兵，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向突厥称臣，而到了太宗年代，李世民又反向攻击突厥，将其肢解为东西两部。可以说，唐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建立的半汉化政权，所以其政治制度依然保有十分幼稚乃至野蛮的一面，例如继承人制度不彰，导致兄弟残杀不断，央地关系松弛（片中岭南五府经略史无异于一个“土皇帝”），带来藩镇割据之弊等等。
5、制度不彰带来严峻的财政危机。即使是盛唐短短几十年，帝国依然饱受财政短缺困扰，这是因为唐代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税收问题，即“租庸调”制度没有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唐初有一大批军功卓著的“将军”，李世民登基又有一批人享“册立之功”，政府没有能力去查清大户土地规模，只能加税给普通农民。朝廷给普通人加税会形成一个“幻觉”，那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杨国忠在解决运送荔枝费用时，想当然地给沿途驿户加税的背景——当然他没想到很快内外危机一起爆发，自己只能被皇帝当成替罪羊
一个宰相，可以随意加税，一如一个皇帝，可以随意设置“xx使”。果然，“流程都是给弱者制定的”。唐代宰相是“副皇帝”，既要协助皇帝治理朝政，也要制约皇帝的权力，但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宰相都开始随意践踏固有的制度，他们口口声声“富有四海”，但其实兜里没几个钱，只能靠压榨基层一条路。对此，部委和基层的官员只是头疼，真正承担徭役和税负的农民，就只有逃亡乃至揭竿而起一条路了。
所以，唐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朝代，从财政制度的安排到执行，都很不靠谱，所以整个帝国的财政崩溃是非常轻易的，这个朝代之所以能够维持近300年，也许主要原因是当时最强大的阿拉伯帝国远在西方，西南方向的吐蕃也力有不逮，北方游牧部落如契丹还未崛起，否则，在外力冲击下，像元朝那样不足百年即解体，也未尝不可能。
6、民营企业比国企靠谱多了。影片中带着冰块来汨罗江接李善德一行的，不是官船，而是苏谅这个私商，也就是今天的民营企业老板。其实原著中是没有这一情节的，当然，这仅仅是隐喻，就像原著提到过“浙东渔获使”每年从浙江给长安宫里提供海鲜，消耗了43万个工时，所谓国企办事，是没有“成本意识”的，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满足当权者的需求，且在关键时刻，推诿责任是其特征。
所谓民企比国企靠谱，一方面是效率要高，因为有成本意识，所以就会有更多办法。其实李善德在片中就是一个尽心尽责的项目PM，他非常像企业家，善于利用资源去做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所以民企创新都是被逼的；另一方面，民企比国企真正敢于突破，国企依靠的是照章办事，事情办不成，但合规就可以，民企的目标是做成事情，这中间必然要突破各种障碍，包括很多糟糕的制度。
这就回到了目前为什么有那么多民营企业家被留zhi，他们做成了很多事情，但也触及了很多制度；而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干，自然就很平安，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智慧。
7、家庭、友情和远方是牛马们最宝贵的。片中，李善德是个苦命的从九品小吏，但他真诚待人，踏实做事，是个负责任的底层牛马；他爱妻子和女儿，敢于背上房贷，当然妻女也爱她，并成了他不竭的动力来源；他做人讲情义，在京城有杜甫、韩十四这样的挚友，到岭南有收获了与商人、奴隶和侗人首领之间的友谊。我认为这些是他真正宝贵的财富，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权力算计，让他可以真实且平庸地活下去。
作者给李善德安排了一个好归宿，那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半年被流放到了岭南，对唐代来说，南方经济的开发方兴未艾，远离政治漩涡到遥远的热带，固然有瘴气之弊，但这是个远离喧嚣且物产丰饶的远方，不啻为牛马们的一个好归宿，也算羡煞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