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余年，《钢的琴》《白日焰火》在国内外影展大放异彩，《漫长的季节》破圈引发广泛讨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部影视作品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东北，重新认识那片历经剧变的土地。
这股风潮不仅出现在银幕上，在文学世界，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籍青年作家次第出现，他们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进行艺术创作，丰富着东北故事的风貌。与此同时，他们的作品被影视业迅速捕获，频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过去五年中，这群青年作家的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生吞》等都有了影视化版本。
8月30日至9月27日，上海电影发展研究院与MOViEMOViE影城联合主办“银幕上的东北”国产电影展映活动，通过《钢的琴》《日光之下》《逍遥·游》《一日游》四部影片的轮番放映，呈现跨越十年间东北故事在银幕上的变迁与其多元面貌。
展映中的《日光之下》和《逍遥·游》来自同一位东北籍导演梁鸣。演员出身的梁鸣在大约十年前将职业重心转向幕后，是近年来备受影坛瞩目的个人风格鲜明的青年导演。
2019年，由梁鸣担任编剧、导演的《日光之下》在平遥国际影展斩获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大奖，四年后创作的《逍遥·游》改编自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也是近年来东北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成功案例之一，入围多个国内外影展并获得第7届平遥国际影展青年评审荣誉·最佳影片奖。
在近日于上海库布里克书店举办的一场对谈中，梁鸣分享了他的创作如何与故乡发生关联、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如何相互影响，并与作家于是、诗人木叶共同探讨了“东北文艺复兴”缘何超越了地域限制，在更广阔地带的人们心中产生回响和共鸣。
回响与共鸣
影展策展人秦以平一直记得自己十多年前看到《钢的琴》时受到的冲击。这部由张猛编剧执导，王千源、秦海璐主演的电影背景设置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北重工业城市，讲述了下岗工人为了留住女儿，与昔日伙伴一同在破败的工厂里制造钢琴的故事。
这部混合着幽默、残酷和悲伤的影片对许多创作者产生了影响，班宇在豆瓣评论中写道：“作为东北工业区长大的工人家庭中的一员，看的过程中一直在流泪。砖墙、烟囱、下岗、厂房、硬碰硬、俄罗斯老歌、生锈的车间、失落的包工头、不卑不亢的父亲、埋在机床里的文艺梦，满含情怀，以及底层的、穷途末路似的智慧。”
《钢的琴》之后不久，以东北为背景的犯罪悬疑片《白日焰火》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银幕上的东北开始变得越发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关注并支持东北题材电影，更多青年创作者加入其中。与此同时，文学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颇具才华的东北籍青年作家。随后，文学与电影的交汇变得越发频繁，创作者之间相互影响又在不同路径中各自发力，形成了一股辐射各个领域的东北文艺风潮。
秦以平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东北故事会如此吸引她这样出生在上海的电影爱好者：“这其中有关于共和国的集体记忆，也有某种关于离散的经验。看见银幕上的东北的时候，我的很多体验被激发和放大，获得了回响。”
作家于是的父母来自东北，对于她这样的“新上海人”来说，东北是老家。她去过东北许多城市，“见过锦州的老公房，沈阳的大工业区”。她的许多亲人离开了原来的生活环境，来到了南方，定居下来：“当我们讨论东北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时代。东北经历的一切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在于是看来，这些新东北文艺作品皆非宏大叙事，而是描摹时代的变化如何降落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
诗人木叶是北京人，他18岁出门远行的第一站是辽宁丹东，这是他与东北之间的奇妙缘分。在木叶看来，东北文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喜剧精神，一种在任何情境下都能用幽默去化解悲苦的能力。这种特质不仅存在于电影与文学，在音乐等流行文化领域同样显著，在《逍遥·游》中有精彩表现的李雪琴的那句“宇宙的尽头是铁岭”成为脱口秀舞台最为知名的金句之一。
木叶认为，很多作品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犯罪悬疑元素。不少作品借由一桩罪案探究人的情感和生活处境，以及转型的阵痛对身处其间的人产生的影响：“曾经辉煌的工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陡然进入到时代剧变之中，这些转型的阵痛反映在具体而日常的生活之中，每个作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木叶说，“在国家和民族一点点‘翻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的侧面，这个侧面里有家庭亲情关系的变化，情感的断裂。”
梁鸣的首部长片《日光之下》历时八年创作，将目光投向故乡伊春，在冷冽的雪国边境构筑了一个充满隐秘的少女成长故事。梁鸣说，这段创作经历帮助他度过了一段孤独而苦闷的时光：“最初的创作还是源于我对家乡那片土地的深情和热爱。”故事在他每年回老家与友人、亲人的聊天中逐渐成形：“在东北，大家总爱出去吃饭，一吃饭就唠嗑，不管是两个人，还是十几个人，没有一顿饭是安安静静吃完的，必须热火朝天地聊起来，我借此听到许多有意思的故事。”
《日光之下》的迷人之处在于，梁鸣用极为细腻的影调刻画了三个主人公之间隐秘而汹涌的情感流动，同时兼具对社会性问题的思考和观察，这种特质延续到了后来的《逍遥·游》之中，表现得更为平实和隽永。
平凡的大多数
由吕星辰、李雪琴主演的《逍遥·游》改编自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讲述的是生于东北、长于东北的普通人满目疮痍而又蕴含生机的生活。
2020年的春天，梁鸣第一次读到《逍遥游》时被深深触动，当即决定将它拍成电影。小说中，那些口语化的字句背后，生活的细枝末节和涌动在人物内心的澎湃情感，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记。
从文学到影视，不同创作者在各自路径中行走，又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在梁鸣看来，这与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有关，他和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一样都是80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我的老家在林区，他们可能生活在沈阳的工业区，在林区和工业区生活过的人的某些经历是相似的，比如失去工作。我的老家过去有很多木器厂、储木场、家具厂，靠伐木为生。封山育林之后，不能再继续砍伐，木器厂、家具厂大量关停，很多人失业了。尽管我们身处的环境截然不同，对生活的核心感受却是非常相似的。”
梁鸣说，在阅读《逍遥游》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自己老家从小到大的朋友、同学，想起他们的面庞。小说主人公许玲玲、谭娜和赵东阳是生活中最普通的大多数。梁鸣觉得，如果自己没有去北京当演员，拍电影，在老家会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过着最平凡的日子。
“他们不是边缘人物，不存在温饱问题，都能吃得上饭。谭娜就想把自己的小摊铺经营好，渴望被爱；赵东阳每天往返在殡仪馆和医院之间，陷在一塌糊涂的婚姻里；许玲玲患了病，每天要面对的就是今天怎么过，吃什么，渴望温暖。他们没有什么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或是远大梦想，都是关注眼前的日子、当下的生活。”梁鸣说：“但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却也是那么奢侈，那么艰难。”
在梁鸣看来，电影人常常倾向于关注更边缘或更有权势的人物，或是大都市里的上班族，班宇笔下的许玲玲、谭娜和赵东阳是相对容易被忽略的生活中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命同样值得书写。
有意思的是，这部由东北籍导演创作、改编自东北籍作家小说、有知名东北籍艺人参演的电影，并没有非常浓烈的东北气质。在于是看来，《逍遥·游》中对方言的运用，直观地表明了它的地域特征，但讲述的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梁鸣认同，《逍遥·游》的故事在哪里都能成立，他认为，在东北作家的小说里，人与地域的关联性有时紧密，有时没有，但始终关注的都是人。关于未来的创作，梁鸣说，无论下一个故事发生在东北还是南方，最终还是会回到人与人的情感当中。对谈尾声处，梁鸣特别向观众补充推荐了他眼中的东北影视作品的代表作——电视剧《马大帅》，以及张猛导演编剧、范伟主演的《耳朵大有福》，“东北题材中数一数二的作品，无论是表演、剧本还是拍摄都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