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2023）是青年导演刘泰风的长片首作，以一场外卖公司高管与公司旗下骑手之间发生的车祸为切入点，勾勒一场事故之后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展现身在系统中的个体困境。
影片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画面稳定，曝光精准，以生动的细节再现生活的“质感”。影片获第37届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
今天9月8日，导演刘泰风、制片人朱桐将做客小西天，映前举办影片底片素材捐赠特别活动；映后，导演刘泰风、制片人朱桐将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沙丹展开对谈，分享影片胶片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更有国内从未公开的版本片段首次展示。
本场购票观众均将获赠精美国际版海报一份，期待大家的到来！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海报
以下为《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导演阐述：
生活的表象就是平静的湖面，树叶落下，激起波纹，岸上的人下意识认为它是平淡的。一双眼睛从上空俯瞰，那湖水深不见底，这是直接的恐惧。当眼睛的主人不慎跌入湖中，迎接他的将是水面下能把双脚缠住的水草和将他吞噬的暗流。
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了解生活，掌控生活，但很多时候，当现实的枯叶激起的波纹将生活的平静打破时，往往表现得却是瞬间的迷失和无所适从。我们看到许多人冷漠、麻木的背后是经历了努力、奋斗以及希望过后对现实的妥协与顺从。
电影的主人公危力的疲惫感和执拗恰恰是这个社会下无数个体在湖水中的倒影。问题是：如何去解决它？怎样将他们从这种自知或不自知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一部电影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中教给看它的人所谓的方法，这也是非必要的。我更没有义务让电影中的人物在演绎的模式下去感知某种“正义”的赋能而彻底“成长”。
用一把布满锈痕的刀子去一下下切开生肉的不适感，确实让坐在桌边等待享受食物的饕客产生厌恶。
我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小接受的教育和身边的经历反复告诉我——人不能平庸的活着，努力必将得到收获。40岁中年的我此时此刻却和大多数人一样正在一步步走出幻想和希望，变得越来越现实。生活的压力让身边大多数人不得不一次次地低头，面对未来的恐惧愈发强烈。周遭的环境飞速发展，物质条件逐渐丰富，可精神却变得疲倦。“我才40岁，为什么这么累？”这个问题却同样回荡在20岁，30岁的人群中。看似稳定的工作、家庭往往经不起一场风波，但风波过后，一切又不得不回到原本的轨迹。
每天穿行在人流中，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灵魂，他们是真实的，却又在不切实际地尝试着去完成他们的既定任务。精神上的理想和对自身定义的目标都下意识地回归到“生存”——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诉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个体完成诉求的过程而变得脆弱，甚至充满敌意。
在开始写作剧本时，我曾有过一个明确的动机，那是用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去观察这些在解决生存问题时主动或被动接受压榨的灵魂，去为他们发声。
然而这些可能会变成徒劳。
电影的素材来源于现实，但现实往往是极其容易被曲解的客观存在。正如我时常问自己“40岁的人，为什么那么累？我和这个社会都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什么？”带着这个“浅薄”的问题，我开始更加小心地看待危力的每一个决定背后的动机。它成为了我再次审视自己对当代现实主义的定义和让那些带着旁观者心态的人与电影之间产生共情的唯一途径。
我开始怀疑当初那个明确的动机。
当我自认为高尚地站在某种道德制高点上开始做“审视”行为的时候，内心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的价值标签已经形成。当然，我并不否认这种价值观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想刻意去回避大部分人的道德偏见，但我感知到的一个现象是人的自私，以及为自己的自私寻找合适借口的表现。
危力，他首先是一个诚实的人，无关乎他的人品、阶层，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和所创造的价值是坚信的。然而，我们在这里暂且不用去讨论人物的阶级，单就人作为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存在而言，被无形的力量亦或是有形的规则精细地划分在每个目录之下，成为具有不同属性的物体，正在逐渐丧失人作为人存在于自然中的意义。如果哪个“诚实”的人塑造出来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是经不起推敲的话，那么所有人的悲剧是早已注定的。
你是选择理性地接受还是感性地拒绝？这个回答不可能是肯定的。即使人们会用“我坚信”、“我笃定”之类的语气为那些选择冠以肯定的回应，但往往内心深处充满了犹豫，这就是人性的复杂。这个结果是开放的，是也许需要用另一段生活去验证的。
所谓的“希望”正如电影结尾妻子再次怀孕而变成彷徨和无措。
电影中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荒诞的社会现象，和无法解决的事件——它们本身就是原始的，直接的，是能够自然地引起愤怒或制造痛苦的存在，以至谁都不能对之抱以冷漠的旁观态度。这些严酷的事实合理地存在于电影外部的现实社会，它们理所应当成为电影的素材。
我相信用一种冷峻、客观的态度将真实和虚构的影像融合，通过一个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人的眼睛来表现其外部的世界——它们在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看来也许是歪曲、失真的——这是电影的现实意义。观众也因此变成了冷静的旁观者。这些旁观者的态度会随着人物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而产生微妙的心理变化。在一群被生活压力压着无法呼吸的人眼里，那些戴着面具的笑容变成了苦相，年轻的手脚被锁上了镣铐，狼狈的窘迫变成令人可畏的严肃的生活。这是一个无法逃避，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
“记录生活”是电影独有的，因为它是未经演绎的、非舞台化的处理结果。从现实角度看来，它让未经改造的影像变得更加直观。
如何将影像从舞台式和戏剧式效果中摆脱出来，即把工作的中心从讲述故事本身转向摄影机所直面的现实环境是我考虑的问题。16毫米胶片的运用是我自然能够想到的最适宜的媒介，用近似纪录片的拍摄形式探索面具下的真正面孔，用相对狭窄的镜头取代广角、全景的展示，这是摄影机下的现实。环境音和有源音乐的处理，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帮助展示人物的命运的同时，也使观众远离那些招贴画式的舞台调度，从而感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知道结果有没有实现，因为我们面对自己的生活和银幕上的画面的确无权讨论真实与否的哲学命题。
对于在创作时期大量删除那些有助于推动情节和烘托所谓的电影主题的物质表象来说，表演层面的自然以及胶片记录的真实世界反而成为了描绘这个时代和时代中的人物所特有的某种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当电影从结构和构图上摒弃了浪漫式的对称美学后，残留之下的胶片颗粒和手持摄影的“粗糙感”成为了那把切开生活，露出横截面纹理的生锈的刀子，它可能成为一种担当象征意义的形式。我寄希望于让这种影调成为那只轻轻地将充满物质感的生活引领到某种精神领域的手。
在我看来，相对于将影像的表达拔高到揭示现实的创伤和不堪，甚至无情地批判社会的残酷而言，客观说明一件事的成因，把那些第一时间就被贴上标签的“非人性质”的肉体的痛苦情绪相对平静地展示出来，更加会让偶然接触到它的人群在不经意间感到唏嘘。
电影的结尾是开放的，但这种唏嘘的负重感是当你自恃无畏跳进平静水面后变成一片枯叶，周身充满波纹的自然感知——你变成了中心，你成为了生活的焦点。人的自然性和潜藏在思想里被驯化的存在感在随波逐流时产生了共鸣；这种朴素画面的力量被注入了情感。